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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报道 王振华教授:小句中的过程翻译

发布时间:2019-05-30 18:5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特邀上海交通大学王振华老师(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带来精彩学术讲座,题为“小句中的过程翻译”。该学术讲座于2017年3月30日下午14:00-15:30在昆明理工大学呈贡校区成功举行。当时,整个阶梯教室内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甚至有的同学是站着听完整场讲座。王振华教授的学术魅力可见一斑。

  本次王振华教授给在场的同学和老师们所带来的是一项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以下简称SFL)中经验功能(experiential function)描写框架(即: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的翻译研究。该学术讲座不仅为昆明理工大学的同学、老师们引入了一个翻译批评的思路,而且从功能(functional)/语义(semantic)的视角为他们提升翻译实践质量提供了一个较为权威的衡量标准。

  王老师的讲座围绕及物性框架下的汉英互译这一主旨来展开,分别从“什么是翻译”、“什么是过程小句”、“讨论‘过程’翻译的必要性”、“‘过程’的翻译分析”、“翻译结果的解释”、“结论”这六个部分来层层理解、逐步推进。

  关于回答“什么是翻译”,中外学者都曾有过从不同视角来切入的定义,这里小编想借助王振华老师的“东风”,也斗胆插入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中国古人在《翻译论集》中便已有过对翻译活动的理解:“译即易,换易语言使相解”。这里反映的是“译者易”的思想,强调的是不同译者对原文翻译考量上的差异以及两门语言(即: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存在的固有差异,其中主要还是形式上的差异。根据许渊冲先生(1991:2)提出的观点,翻译也可以是“译者一”,即翻译需要使源语和目的语在语言的某一层面上达到统一(如:词汇、句法、段落、篇章等)。我们倾向于认为,王振华老师讲座中所蕴含的研究应承袭的是“译者一”的思想,把翻译看作是一个意义传递的过程,实现对源语信息在意义上的对等重塑。这也正是符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2002:69)中对翻译的定义:翻译就是把已说出或写出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基于此,将意义对等与否作为衡量一项衡量译文优劣的标准当然也就无可厚非了。

  关于回答“什么是过程小句”,王振华教授在讲座中对“过程小句”所下的定义较为简明扼要:“有过程动词的小句就叫过程小句”。那么,过程又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我们借助以M.A.K. Halliday为代表的SFL相关论述稍作解释。根据《功能语法导论》(Halliday & Matthiessen, 2014:211-310)、《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胡壮麟等,2008:74-84)中的相关论述,概念元功能(ideational metafunction)可下分为经验功能和逻辑功能(logical function)。其中,及物性系统,作为一个服务于语义阐释的工具,其描写对象是前者(经验功能),即:将语言看作是语言使用者/说话者在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关于各种经验的表达。及物性系统将这些纷繁复杂的经验经过高度范畴化最终提炼为六种“过程”(process,见图1),以及与其相关的“参与者”(participant)和“环境因子”(circumstance / circumstantial element)。这里由于王振华老师的讲座主要集中在对“过程”翻译的探讨上,因此关于“参与者”和“环境因子”我们在这里不再赘述。

  (3)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表示的是事物之间所处关系的过程(a process of being)。它可被为“归属”型(attributive)和“识别”型(identified),这两个子类又都可以进一步分为“内包式”(intensive)、“环境式”(circumstantial)和“所有式”(possessive)。由于关系过程的变化相对较多,小编在这里仅罗列两个二级子类作为示例,对于更为精细的划分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5)言语过程(verbal process)指的是通过说话来交流信息的过程(a process of saying)。在自然发生的语篇(naturally-occurring discourse)中,我往往会发现该过程类型常涉及到一种逻辑语义关系(logical-semantic relation)——“投射”(projection)。因此,这种情况也可以被称作“投射”型言语过程,见下例:

  (小编温馨提示:对于未接触过SFL的读者,可以从如下几本专著开始进行涉猎,强化理论认识,从而更好地理解王振华老师讲座的理论框架)

  关于回答“过程翻译的必要性”问题,王老师认为,句子是过程的构型(configuration)。在此构型中,既需要过程动词(因为它在整个构型中占据着核心、主导的地位),也需要一个或多个参与者(因为参与者与过程动词相互之间存在无法分裂的语义关联)。虽然讲座课件空间有限,但王振华老师还是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谈参与者与过程动词之间的关系:过程动词的语义需参与者加入,如若无参与者加入,小句中核心地位的过程在语义上便达不到完整:读者(reader)/受话者(addressee)无法判断该过程所表示的动作到底是由谁发出,又是由谁来接受;参与者在语义上也需要过程动词:小句中的核心参与者(尤指句中的“媒介”)是需要为过程动词所表达出来的性质、言行负责的,通过过程动词所表达出来的语义,读者/受话者同时也就可以掌握参与者的形象、角色、地位等信息。通过说明“过程翻译的必要性”,王振华老师推出了该讲座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标准——如果过程的翻译没有成功地在目的语中得以体现,译文则将会陷入一种困境:在语义上无法去辨认谁或什么是在对过程的性质负责。换言之,这里就启示我们在进行翻译研究或实践的时候,利用SFL内经验意义的主要阐释工具(及物性系统)对原文、译文进行语法描写从而释出其语义,而后对两者进行比较进而考虑之间对等的情况。

  在“‘过程的翻译分析”部分,王振华老师着重为大家挑选了较为典型的示例,其中主要涉及四类过程类型,即:“物质过程”(包括“做、干”型和“发生”型)、“心理过程”、“关系过程”(包括“归属”式和“识别”式)以及“言语过程”。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语法描写结果的基础上进行源语、目的语之间的对比,我们能够大体上得到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两者对等。我们倾向于认为,语法描写和意义的阐释息息相关。正如描写结果所示,在过程类型上的对等实际上就是语义上的对等或不偏离。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语法描写检验后目的语仍旧在经验意义上保持与源语同一过程类型的译本应被认为是好的、可以接受的、合理的译本。见下例:

  源语:第二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源语: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源语:第十七条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第二种情况:两者不对等。对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出现的过程类型不匹配的情况,我们认为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某些情况下,由于文化、语言类型上的固有差异,一些形式手段(包括“名物化”)的使用可能会导致过程类型的偏离。例如,对于“名物化”的情况,我们就可倾向于认为原文与译文之前的关系是一致式与隐喻式的关系,语义并未发生偏离。因此,在这里,我们认为,过程类型上的不对等并不可盲目地将其评价为译文对原文的语义偏离,而应究其语义再做定夺。见例1:

  源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3月15日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分析:在此例中,源语中“施行”的过程类型为物质过程,而目的语中“be effective”为关系过程。很明显,这里出现了过程类型不对等的情况。通过借助词典等工具分别讨论它们的意义,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源语中,“施行”为动词,意为“法令、规章等公布后从某时起发生效力”,近义词为“执行”,可直译为“enforce”(to make sure the law or rule is obeyed);在目的语中,“are effective”为系表结构(be+adj.),意为to begin officially to be applied or valid。在这里,虽然由于形式上的变化导致了过程类型的前后差异,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我们着重关注了过程的意义,仍可以发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并未发生语义的偏离。因此,该译本可以被评价为可以被接受的译本。

  第二,另一种情况是:语法描写结果显示过程类型已经偏移,经过进一步的语义阐释之后最终确定其本质已经是语义偏离。对于此类情况,我们便倾向于评价其为不好的、不可接受的、不合理的译文。见例2:

  源语:第五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分析:这里的过程类型不对等情况,我们采取对比两句话的核心意义来着手。通过分析,我们可得出:源语中,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了民事法律关系;而在目的语中,民事主体遵循了自愿原则,而“设立”、“变更”、“终止”却都成为了“自愿原则”的内容之一。显然,这里原文和译文不仅仅是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与偏离,通过SFL进行语法描写和语义分析之后的结果也被定为原文和译文的偏离,我们通过对它们核心意义的比较并最终确定例2中存在语义上的偏离。因此,该译本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不合理的译本。

  讲座最后的“结论”部分,王振华教授为现场的同学和老师们阐述了用SFL为理论框架进行翻译研究的精义所在:

  我们主要通过口头或书面渠道的语言,传递和表达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活动。我们在用语言表达这些活动时不可能离开动词(表动作、表性状),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在翻译活动中,对待占有重要地位的、由动词表达出来的过程在不同语言的交流中需要有十分准确的把握。如若不然,对动作的执行者和受事者以及性状承载者的描写和评价可能很难做到贴近源语语义。因此,对“过程”翻译的准确拿捏应作为一项翻译实践中的基础要求,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经过语法描写和意义阐释阶段的源语和目的语往往会出现过程对等和不对等的情况:对于对等的情况,我们倾向于将其评价为好的译本,对于不对等的情况,我们进一步加以考虑和讨论:如若形式偏离而意义未偏离,我们评价其为好的译本;如若形式、意义都偏离,我们评价其为不好的译本。

  [2]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 [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 [Z].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2.

  (声明:该推文内容为小编基于王振华老师讲座内容的一个理解,其中由于业务水平有限,难免存在主观、不妥、谬误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朋友、学友、老师批判性阅读,多多批评、指正!)

  本文推送:阿黄的语言学世界、马丁适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上海语言学通讯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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