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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历史客观性

发布时间:2019-06-16 02:0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在史学研究的历史上有多种观点,作者在梳理了几种主要论点的基础上,运用塞尔的社会构建理论,吸收语言本体论的合理内核,重新阐释了历史主义史学追求历史客观性的做法。并再次提出了历史是客观实在的观点,从认识论意义上的建构的角度,辅之库恩科学理论沉浮的证明,对什么是历史客观性做出了新的论证。

  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在他那部别具一格的史学史专论——《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中,对历史客观性概念与美国史学半个多世纪的关系进行了精彩而丰赡的分析。他提出,历史客观性是主导美国史学的概念,曾极大地有助于美国史学的进步。同时,对历史客观性的质疑之音也大量存在。他把该书的主题限定在叙述历史客观性与美国史学的影响与作用方面,而不是去解决有关历史客观性是什么的争议问题。尽管如此,诺维克在理论方面仍然有贡献,他指出了美国史学所讨论的历史客观性问题,初期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后期表现为客观性与相对主义的对立。诺维克发现了历史客观性问题的复杂性。[1]2000年,中国学者袁吉富在其专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中,对近代以来中外关于历史客观性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各种观点的异同、价值。虽然正如作者所言,由于问题“极为复杂”,“限于笔者的能力和时间”,未能提出自己何为历史客观性的见解。不过他正确地谈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解决历史客观性问题,必须从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关系着手。[2](P133,131)从那以后,论述历史客观性的文章还不断零星地出现,但新意不多。历史客观性问题曾长期遗留并困扰着历史学界,是历史认识论中的斯芬克斯之谜,如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来到。美国学者塞尔的《社会实在的建构》一书提供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该书在论证社会实在的客观性时,从本体论与认识论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客观性的复杂性,特别论证了建构认识论上之客观性的合理性,这为解决历史客观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将在重新解读兰克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基础上,以塞尔的观点为前提,结合对语言本体论的改造,并辅之库恩科学理论的沉浮的论证,对什么是历史客观性做出新的解释。

  沃尔什曾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谈到,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认识论中“最为重要而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3](P95)此言所是。历史客观性的疑难之点由以下因素产生: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人们不能直接面对它,这个“过去”还能说是客观实在的吗?人们是从书本上知道历史的存在的,没有历史书籍,对历史便一无所知。但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时,加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何判定书上所写的事实是客观的?利用历史文献进行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的工作规范,而历史文献已是前人的记录,其中掺杂了记录者的主观意图,那么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又如何做到客观呢?这些问题既涉及如何看待历史实在的本体论问题,又与历史认识如何达到客观的认识论问题相关,而且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还交织在一起。甚者,历史客观性问题还因为历史学追求客观性为科学价值的宗旨而复杂化。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通过追求客观性才建立了自己的科学性,从而确立为一种科学知识的,如果历史客观性不能得到彰显,甚或动摇、瓦解,那么历史学还有什么理由作为科学知识的学科门类而存在呢?

  历史客观性概念是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的产物。梅尼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中指出,历史主义是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法体系相对立的思潮,它在近代德国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中得到最典型的体现。历史客观性概念是历史主义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主要含义是:历史是客观的过去,它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是历史认识的对象。“过去”由事实构成,历史事实决定着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存在于历史事实中,有待于历史学家将其发现出来,历史认识是否是历史真理,就看历史认识是否和历史事实相符合。和历史事实相符合的历史认识,就是具有客观性和历史真理性的历史认识。在这一说法中,客观性是和事实、科学性、真理性相联系的概念,并且处于它们之间的核心。没有客观性就无法把握事实的本质,历史认识的科学性、真理性也都无法判定。

  20世纪前半期兴盛的西方分析历史哲学,曾质疑过上述历史主义史学所阐述的历史客观性的实在性、合理性。布莱德雷、克罗齐、科林伍德、奥克肖特、沃尔什等都发表过相似的意见。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科学。”[4](P285)它是通过自我认识的途径建立起来的,哲学对历史认识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如布莱德雷曾说:“历史……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推论才获得了它作为历史、作为各种事情的记录而存在的。”[5](P28)在他们看来,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历史学家的思想、经验构成历史认识的对象。他们认为,历史认识的特点是价值判断在先,历史事实之所以为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的价值观念选择的结果。因此,如果说有什么历史真理的话,乃是历史观念本身。沃尔什提出,历史真理是一种判断,出于同一阵营的历史认识,如果多数人赞同,就是历史真理。

  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家批评历史主义史学拒绝价值判断,导致了如下失误:即直接把历史事实当作自在自足的对象,把历史视为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客观存在,把历史认识当作是对过去的认识,把历史真理看作是对符合历史事实的认识。上述批判是有科学性成分的,曾极大地推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我们已在过去的论著中作过评价,此不赘言。[6](P14-34)但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家们认为,如果没有历史认识的作用,历史是无法认知的,而无法认知的历史,等于说它不存在。西方分析历史哲学把历史存在和历史认识等同起来,将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历史的客观性混同起来,并以前者代替了后者,以历史认识的主观认同替换了历史客观性是否存在的问题。

  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西方叙述历史哲学,以语言为本体论建构哲学体系,在论述中也展开了对历史主义史学的批判。它比分析历史哲学更进一步,将历史客观性问题放逐出历史认识论不予论证。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绝不是等待着充填事实或概念内容的空洞的产物,或附属于世界的生存的指涉物,其本身作为许多事物之一而存在于世界之上,已经充满了比喻的、转义的和类属的内容,而后才在特定言语中实际表达出来。”[7](P297)叙述历史哲学根据现代语言学创立了自己的思想。叙述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是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前者把历史作为文学看待,后者仍保留了历史撰述的性质,但在对待历史客观性问题方面却持有一致立场。他们认为,“历史学家本质上所做的是把关于过去的文本转化成历史学家的叙述的文本。”[8](P77)“‘历史’不仅是我们可以研究和进行研究的一个客体,而且,甚至从根本上是由一种独特的书写话语与过去相协调的一种关系。”[7](P292)“理解历史即建构历史,而非再现历史。”“历史不再是我们生活的各个阶段里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是连续玩味对它的记忆。”[8](P226)

  通过将历史比喻为文学,怀特把历史客观性问题一笔勾销了。他认为,“不关心过去是否真正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有足够理由,因为,历史研究不仅涉及事实问题,而且涉及意义问题,而意义是通过语言叙述实现的,所以,与其把注意力放在历史是否具有客观性的形而上学方面,不如放在语言的叙述方面,从语言叙述中建构历史本体论。

  和怀特不同的是,安克斯密特坚持了历史撰述的合理性,用历史表现概念阐述他的历史认识论。他说,表现就是叙述其所是,在场性体现为表现的特质。表现的在场性即是表现与被表现物并无二致。当表现“表现”了被表现物,表现就取代了被表现物,表现的在场使被表现物退场。如在布罗代尔出版《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前,我们的认识中并不存在一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只是在阅读了书籍后,人们才在头脑中建立了地中海历史世界的形象。因此,历史文本先于历史实在而存在。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叙述构成历史文本,历史文本取代历史实在成为更客观的历史。最终,安克斯密特走到了和怀特相同的立场上,放弃了历史客观性的探讨。①

  什么是历史的客观性?这是一个需要做出科学回答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失语,终结历史学科学性的企图就会蔓延,文本叙述、文学虚构就会主宰历史了。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渗入到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由于它们的影响历史著述还可以是客观的吗?在历史研究中这个问题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史料中存在的主观性,二是历史学家撰写历史时的主观性。对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兰克学派都进行过充分论述。第一个问题大家比较熟知,第二个问题认知不多甚至有误。

  首先,我们看看存在于史料中的主观性问题。史料是一种记录,记录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在人的思想支配下发生的,所以,记录是一种含有人的主观性的行为,作为历史研究而使用的史料具有人的主观性在内。但史料的记录还包括记录的对象在内,什么事实作为记录的对象,虽然也和记录者有关,是记录者选择的结果,因而包含了主观性在内,但毕竟记录对象本身具有的对象性说明,它是相对于记录者的独立存在。因此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记录者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对象?如果是真实的,那么对象的独立性就得到了承认,而这就可以说记录是真实的,因而具有客观性。如反之,则可以认为记录是不真实的,不具有客观性。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判定记录者的记录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这就涉及兰克历史主义史学得以成立的出发点了:考证史料真伪。对此他们有一套办法。一是使用第一手资料,即兰克指出的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或是可以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具有某种第一手性质的材料。二是通过比较,对史料进行考证,选择那些权威的资料作为史料。有些学者指出,兰克所使用的考证法主要有内证法和外证法等。通过考证,去除掉相互抵牾的情况,取得事实的一致性,就可以认为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对于历史学家的这番工作,由于材料的不完整性和缺乏性,我们虽然不能保证说,它是百分百地准确的,但可以肯定地认为,它是具有相对真实性的。因为,历史学家在做考证时,充分运用了理性逻辑思维,而理性本身的逻辑一致性,会保证考证取得去伪存真的成功。

  理性是对于各种现象、各种事物和世界的协调一致的看法的逻辑。前人记录历史事实时,运用的是理性的逻辑,无论他是在真实地记录,还是作伪地记录,他都要用理性的逻辑,既然如此,同样地,后人运用理性的逻辑也就可以还原当时的记录情况。美国古典学者康纳是研究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专家,他曾发现即使对修昔底德进行了很多批评的专家,也往往十分佩服修昔底德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理解。于是他提出了下面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相信修昔底德的记述?是什么使他具备如此不可抗拒的说服力?我们在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他的叙事话语就相信了他的权威,尊敬地倾听,原因到底何在?”[9]康纳认为,是修昔底德出色的历史分析所造成的。修昔底德把历史客观性作为追求目标,促成读者相信历史叙事的合理性、合法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经常发生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事实的情况,但同样,人们可以依据理性的逻辑对此进行纠正。如果人们不能纠正自己对于现实的错误认识,那么,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是由荒谬堆砌的了。既然认知现实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那么,对于历史上的错误认知也是可以识别和认识清楚的。

  对于经过考证的史料,可以认定它们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就是客观的。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史料虽然是主观记录的产品,但仍然可以是具有客观内容的。史料的客观性具有这样的含义:一是指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历史事实是记录的对象,历史事实虽然不是实在,但有实在性。历史事实发生的空间、时间性,就是历史事实之实在性的依托,它们构成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之依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事实总是发生于一定的空间、时间之中,而空间、时间具有的物质性,是独立于历史认识主体的。如人们不能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比古希腊时期的凯撒大帝更早地出现于西方历史中。二是指历史记录的客观性。历史记录的客观性体现在记录的逻辑一致性上。如果记录是矛盾的,那么肯定不是客观的,如果是逻辑一致的,那么肯定是客观的。排除歧义,消除混乱,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前提,这是依靠逻辑一致性达到的。历史记录的客观性指的就是在主观上实现的逻辑一致性。在逻辑一致性面前,即使立场不一样的人们,也不得不产生认同感。让持有不同立场的人产生认同感,这说明记录虽然是主观的,但由于具备不得不认同的属性,即独立于个别的主观性,在这一意义上,主观上的逻辑一致性,也具有了客观性。

  其次,我们来分析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历史学家的主观性渗入的问题。西方分析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不是事实,而是历史学家所持有的价值观。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选定题目、筛选史料、组织事实、形成观点、确定叙述方式,最后撰写出历史。如果同一阵营的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认识取得了共识,那么,就可以认为求取到了历史真理。仅就上述说法来看,他们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对。但存在的重大缺陷是,他们没有进一步说明: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之前就存在的价值系统是如何形成的?由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取消了历史客观性问题,用历史学的客观性代替了历史的客观性。充分论证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渗入了历史研究,这是分析历史哲学的一大功劳,但为此抹杀了历史客观性问题则是不对的。在这一方面,兰克的观点值得注意和阐释。

  流行观点所认为的兰克历史主义史学排除价值判断是不对的,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这里有必要为此做出辩护。历史学家的价值系统指的是历史学家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思维方式等组成的一套体系。它们是存在于历史学家头脑中的思想、观念、判断,显然它们是主观的。但是这一套价值体系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和历史学家的时代、社会背景、家庭出身、特殊禀赋、个人成长经历、学术兴趣、人生目的等等因素相关。上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最终成就了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系统的形成。因此,当把历史学家主观的价值系统当作研究对象来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主观系统中本身具有的客观成分,进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历史主义史学正秉持这一立场,追求主观性中的客观性。兰克在《近代史家批判》一书中,花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进行了评论,这些评论体现出了兰克如何在历史学家的价值观介入历史研究的情况下,追求历史客观性的做法。

  圭恰尔迪尼的《意大利史》讲述了1492年至1534年的意大利近代史,该书问世的50年间,曾连续出了10个意大利文版本,3个拉丁文版本,3个法文版本,被翻译成德文、英文、尼德兰文、西班牙文,被看作是与古典作品并立不朽的杰作。然而,经过研究,兰克发现该书虽然严格地以年鉴形式为原则进行写作,但却存在许多问题:如像写一部日记那样逐月逐日地记述事件,这常常打断连贯性,使叙述对象大幅度转换,在相同的时间里描述的事件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从而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漫无头绪。实际发生的事件到处都被“为什么”“什么时间”“如果不”等等讨论和演讲词、离题的话语所打断。抄袭加利亚佐的《米兰公爵弗朗西斯光复原位记事》,仅一处就有20多页,连错误也没有改正,而且不标明出处;虚构了大量的演讲词;遗漏了一些不该忽略的重大事件;竟然用神灵者的口吻表述神秘莫测事件;经常大幅度地篡改条约的内容。鉴于此,兰克批评道:“这部书不是史料,不是原始文献,它仅仅是一种加工,并且是谬误百出的加工。”[10](P49)它“根本不配享受人们以往赋予它的荣誉”。[10](P24)

  为什么这部书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还取得了成功呢?为此,兰克进行了分析。兰克认为,这部书之所以成功得益于它的评论部分。他指出:“这些评论是真正原创性的,富有睿智和敏锐的观察力。”[10](P59)作者“在解释某一类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于人与生俱来的激情、虚荣心和自私自利方面是一个线)兰克指出,评论具有的时代性是评论成功的原因之一。它们敢于直面教皇、教会的胆略,敢于揭露诸侯们秘密决议的勇气,让人感觉到了历史真实的力量。而评论从事态的普遍联系来评论事件的发展,给人以理论的启示。兰克解释了评论受到普遍欢迎的时代原因是:在该书问世的16世纪后半期,那时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极高,各方面的言论和行动都企图左右事态的发展,一种从各个方面的联系来讲述历史的可能性和趋势的著作十分受欢迎。兰克指出:“圭恰尔迪尼在他的著作中所关心的主要是原因和推论,而不是事实本身;在他那里,人们经常会感受到某种对于行动和生活的热衷。”[10](P61)

  在此基础上兰克进一步从地域性上进行分析,指出了评论获得成功的地域因素。兰克指出,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故乡佛罗伦萨的实际状况为基础的,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佛罗伦萨的政权不是自主的,其国外政治事务往往受到较大国家的影响。因此从已知的情况推断出事态发展的可能性,是当时的政治家们流行的思维方式。其次,国内的政治势力也经常极端化,谁胜谁负的斗争十分激烈,政治家处理国内事务也经常要以猜测、评估、判断为基础,他们彼此斗智斗勇,力争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引领未来。兰克认为,圭恰尔迪尼的写作的风格是当时佛罗伦萨风气的体现。

  兰克还花了不少笔墨对圭恰尔迪尼的身世、个性、学养、从政经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揭示出他贯穿在评论中的价值判断是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和贵族统治。从兰克对圭恰尔迪尼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兰克从时代性、地域性、个人性等多个方面对圭恰尔迪尼的价值观作了客观的分析,他所做的仅是把折射出观念的事实阐释出来而已,从而把《意大利史》中主观成分做出了客观性的判断。鉴别历史叙述是否真实可靠,并不是通过排除主观性实现的,恰恰是需要分析支配该叙述发生的观念和价值系统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兰克的上述研究表明,他是一个重视价值判断的历史学家,而现在一些人并没有看到这一点。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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